作者：牛献忠 博士 研究员 中共中央党校（国家行政学院）

物价不仅是商品与货币的比例关系，更是社会财富分配、生产与消费循环效率的核心映射。当前，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，关键在于理顺价格形成机制，使其超越简单的“涨跌”之争，服务于“民有所富”和“国有所强”的终极目标。这要求我们必须建立一套精细、系统、战略性的价格管理与收入分配政策体系，其核心是：稳定基本供给，释放消费潜力；调节高端消费，优化资源配置；并通过深刻的制度性改革，疏通社会纵向流动渠道，最终降低全社会经济运行的真实成本。

一、实施基本生活品价格稳定战略系统性降低社会生存成本

当前部分物价低位运行与消费需求疲软并存的困境，根源之一在于民众对教育、医疗、住房等刚性支出的普遍焦虑，挤压了可自由支配收入。要激活内需，首要之举是大幅度、制度化地降低全社会的基础性生活成本。

这需要超越临时的价格行政干预，构建一个基于“战略供给”与“精准补贴”的长期机制。对于粮食、基础能源、基本医疗服务、普惠性住房等民生必需品，国家通过强化中央储备与调节能力、直接投资或补贴生产、严格监管流通环节等方式，确保其价格长期稳定在合理区间。其战略目标是显著降低全民的“恩格尔系数”与广义生存成本，让普通家庭，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，能够清晰预期到生活基本盘的稳固。此举本质上是将财富以“降低必要支出”的形式进行社会再分配，直接增加民众的经济安全感和实际购买力，为消费升级与人力资本投资腾出宝贵空间。

二、区分消费性质以价格杠杆引导资源优化配置

理顺价格体系，必须对“消费”进行性质区分，实施差异化的价格策略。基本原则应是：保障基本生活品的可及性，同时让市场决定并适度调节享受型、奢侈型消费的价格。

对于满足基本生存与发展需求的消费，政策导向是“降压”。而对于高端奢侈品、豪华服务、炫耀性消费等，则应采取“支持其市场发展，但利用价格杠杆进行调节”的策略。一方面，承认其满足多元化需求、拉动高端就业、贡献税收的积极作用；另一方面，可通过完善和强化消费税（如提高部分奢侈品消费税税率），使其价格更充分地体现其社会资源占用和收入分配效应。这种“基本品稳价、奢侈品高价”的差异化格局，并非惩罚富裕阶层，而是通过经济手段，潜移默化地引导社会价值观从“物质占有”向“品质体验”与“投资未来”转变，并将部分高消费带来的超额收益，通过财政渠道转移用于支持基本公共服务。

三、推进深层次制度性改革，阻断贫困与特权的代际传递

价格改革若不能触及财富分配与代际传递的深层结构，其效果将是有限且不可持续的。必须配套以根本性的制度变革，打通社会纵向流动的通道。

首要任务是探索建立遗产税与赠与税制度。这是现代国家调节贫富差距、促进社会公平的基石性税种。设计应遵循“高起征点、累进税率、鼓励慈善捐赠抵扣”的原则，主要针对巨额遗产。其核心目的并非单纯增加税收，而在于象征性地阻断财富的无限制代际传递，激励后代依靠自身努力，同时引导财富在代际更替中部分回归社会，用于公共服务投资。这能有效缓解“财富世袭”带来的社会板结，为“奋斗改变命运”保留空间。

同时，应研究设立“退出税”或称为“国籍变更资本利得税”。针对那些在祖国发展红利中积累巨额财富，后选择移民并转移资产的高净值个人，在其放弃国籍时，对其未实现资本利得进行税收清算。这回应了“不能人移民出去，把成本和问题留下”的社会关切，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的对等，也是维护国家税收主权和财政公平的必然要求。这两项税收探索，旨在构建一个“机会更加公平、努力更有价值、财富更具责任”的社会伦理与制度基础。

四、让市场决定价格，以制度创新降低全链条交易成本

理顺物价的最终归宿，是让价格信号真实、灵敏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与商品的真实价值。政府应坚决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直接定价中抽身，将重心转向“定规则、护公平、降成本”。

“该市场调节的真正交给市场”，意味着要进一步打破行政性垄断、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不当干预、清理地方保护主义。核心举措是系统性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：这包括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降低企业开办与运营成本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降低物流与信息壁垒；加强产权保护和合同执行降低法律风险成本；以及通过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效率。当企业无需为寻租、绕路和不确定性支付额外费用时，其定价才能更纯粹地基于创新、质量和效率，消费者才能享受到更合理的价格。一个交易成本低廉的市场环境，本身就能挤出价格中的“水分”，培育出更多靠核心竞争力而非低成本恶性竞争取胜的优质企业。

五、以价值定价支撑创新循环，重塑国际竞争优势

长期以来，“物美价廉”的标签在助力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同时，也固化了“技术突破必然等于价格跳水”的市场预期。大型盾构机、超高压输电设备等案例，虽打破了垄断、惠及了全球，却也常陷入“白菜价”竞争的怪圈，导致行业利润微薄，反哺持续研发的能力受限。这种模式必须扭转。价格理应成为激励创新、衡量价值的标尺，而非仅仅是攻城略地的唯一武器。

最新例证是00后科学家邱月淇团队研发的便携式核磁共振仪。这一突破性成果，将原本庞大笨重、价格动辄数千万元的“贵族”设备，变成了可以手推至病房床边的“平民”工具，其技术价值与社会意义不言而喻。对于这样的颠覆性创新，其市场定价策略应有根本性转变。它不应重蹈“技术突破-价格腰斩”的覆辙，而应理直气壮地追求与其创造的临床价值、节省的社会成本相匹配的合理价格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应将这一价值定价逻辑从国内市场延伸至全球市场，应用于我们已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产品领域。 对于盾构机、稀土永磁材料、特高压关键设备等“国之重器”或战略资源，其出口价格的制定，不应再基于传统低成本的惯性思维，也绝非出于贸易对抗或关税报复的政治考量，而应建立在科学、透明的全成本核算之上。这包括对稀土开采带来的生态环境长期修复成本的准确内化，对高端装备中凝结的复杂专利技术与持续研发投入的合理定价。通过价格真实反映这些隐性的生态成本与创新成本，我们不仅能实现从“市场换技术”到“技术赢市场”的转变，更能将更多的贸易收益留在国内，反哺技术迭代与环境保护，形成高质量发展与国际竞争力提升的良性循环。

六、以服务贸易升级培育新增长点与高收入就业

在优化商品贸易价值的同时，必须大力开辟经济增量的新航道。促进服务贸易出口，是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、优化外贸结构、并直接创造高质量就业的关键战略。 与货物贸易相比，数字服务、知识产权许可、专业咨询、文化创意等高端服务贸易，具有资源消耗低、附加值高、收入弹性大的显著特点。

为此，需要构建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体系：完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，加强知识产权海外保护，为软件、云服务、数字内容出海扫清障碍；放宽专业服务业（如法律、会计、设计）的市场准入，培育具有国际声誉的咨询服务品牌；设立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，支持企业开拓海外市场。其核心目标，是通过扩大高附加值服务出口，显著提高服务贸易从业人员的规模和收入水平，在国内培育一个规模庞大、收入丰厚的知识型、专业型中高收入群体。这一群体强大的购买力将成为支撑国内消费升级、推动“民有所富”的坚实力量，从而实现从“世界工厂”向“世界办公室”与“世界创新工场”的升级转型。

理顺物价、构建新发展格局，最终考验的是政府在经济治理中的角色与智慧。政府应从直接干预具体价格的“运动员”角色中进一步淡出，坚定不移地转向基础性、战略性、平台性方向的投入与建设。

这包括投资于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网络，以稳定预期、降低生存焦虑；投资于基础科学研究与重大共性技术平台，为企业创新提供源头活水；投资于国民教育、职业培训与全民健康，系统提升人力资本质量。这些投资，本质上都是最根本的“投资于人”，旨在释放每一个个体的潜能。

与此同时，政府更核心的职能在于通过深刻的制度性改革来释放最大的“政策红利”：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，保护知识产权，落实“竞争中性”原则，探索调节财富分配的现代税制，构建社会流动的畅通渠道。当政府专注于筑牢这些基础、设定清晰稳定的规则时，市场的价格信号才会真实，企业的创新活力才会迸发，社会才会形成“凭努力创造价值、以价值决定价格、由价格引导资源”的健康循环。最终，一个“民有所富”、“价有所值”、充满活力且公平可持续的良性发展格局将得以确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