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:牛献忠 博士 研究员 中共中央党校（国家行政学院）

1月14日，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公报的发布，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，剖开了当前政治生态中的深层病灶。从首次提出清除“两面人”，到系统纠治五个“主义”，从严查“翻烧饼”式施政，到剑指“权力为资本提供保护”，这些“首次”表述不仅传递出反腐向深处推进的决心，更揭示了一个核心逻辑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能力现代化建设，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前提和基础。当治理体系更严密、权力运行更规范，政府才能在“该出手时出手，该收手时收手”，真正成为服务人民的“实干家”。

一、清除“两面人”让干部“表里如一”是治理体系的“忠诚底座”

全会首次明确“清除心怀二志、言行不一的‘两面人’”，直指干部队伍中“装样子、玩虚的”顽疾。现实中，有的干部台上讲纪律、台下搞特权，对着上级表决心、对群众耍威风，把“为民服务”挂在嘴边却对民生诉求推诿扯皮。这种“政治投机”的本质，是对党不忠诚、对人民不负责，而“两面人”能长期存在，恰恰暴露了治理体系中的漏洞——比如干部选拔重“显绩”轻“潜绩”、考核问责流于形式，让投机者有机可乘。

清除“两面人”，本质是筑牢治理体系的“忠诚底座”。只有把监督贯穿选干部、考干部、管干部全链条，让“台上台下一个样”成为硬杠杠，政府干部队伍才能拧成一股绳。就像某省纪委监委近期通报的案例：一名县委书记平时大会小会讲“清正廉洁”，私下却收受工程老板贿赂，最终被“大数据监督平台”揪出——这正是治理体系“长牙带电”的体现。当干部不敢“装”、不能“假”，政府决策的“纯度”和执行的“力度”才有保障。

二、纠治五个“主义”净化政治生态是治理体系的“作风滤网”

全会把思想自由主义、政治投机主义、组织宗派主义、工作本位主义、履责好人主义这五个“主义”并列强调，堪称对作风问题的“精准画像”。比如思想自由主义者在重大问题上妄发议论，动摇集体决策根基；政治投机主义者靠钻营迎合谋利，败坏官场风气；工作本位主义者抱着“一亩三分地”思维，对中央部署挑着执行……这些问题看似分散，实则共同指向治理体系中的“作风短板”——当原则让位于私利、局部凌驾于全局，政府就会陷入“各自为政”的内耗。

整治五个“主义”，就是要给政治生态装上“作风滤网”。某央企曾因下属单位搞“宗派主义”，部门间互相拆台导致项目延期，后来通过“民主集中制落实情况专项巡察”，打破“小圈子”、重塑协作机制，效率提升40%。这说明，只有让每个干部都明白“全局一盘棋”，政府才能在宏观调控、公共服务中“攥指成拳”。当“好人主义”不敢当、“本位主义”行不通，政府的公信力自然会在实干中提升。

三、严查“翻烧饼”树立正确政绩观是治理体系的“稳定锚”

“翻烧饼”式施政，是全会针对换届年和基层减负提出的“纪律红线”。现实中，有的干部“拍脑袋决策”，政策朝令夕改让群众无所适从；有的“新官上任三把火”，把前任工作全盘推翻搞“政绩工程”；还有的沉迷“眼球经济”，只追求短期效益不管长远发展。这种“折腾式施政”，本质是治理体系缺乏“连续性约束”，让干部把“个人秀”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。

严查“翻烧饼”，关键是给政府施政装上“稳定锚”。南方某省一个县曾因连续三任县委书记更换主导产业，导致前期投入的数亿资金打了水漂，后来通过建立“重大决策终身追责制”，要求新官必须“接好棒、续好篇”，终于稳住产业发展节奏。这说明，治理体系需要“一张蓝图绘到底”的机制保障——当干部不敢“另起炉灶”、不能“朝令夕改”，政府才能在基础设施建设、民生工程等领域“深耕细作”，让政策红利真正惠及长远。

四、查处“权力为资本提供保护”优化营商环境

全会首次严查“权力为资本提供保护”，剑指政商勾连、资本渗透政治领域的乱象。简单说，就是公职人员用手中职权给特定资本开“绿灯”——比如政策倾斜、违规审批、执法不公，让“关系”比产品质量重要、“人脉”比技术实力管用。这种行为直接破坏市场公平竞争，导致“劣币驱逐良币”，最终损害的是政府公信力。

查处这类问题，本质是给治理体系配上“公平秤”。某地纪委监委曾查办一起案例：一名开发区主任通过“量身定制”招商政策，让关联企业低价拿地，导致合规企业被迫退出，最终该主任被“双开”并移送司法。这一事件后，当地出台“招商政策合规性审查办法”，明确“非普惠政策一律上会审议”，营商环境排名半年内从第28位升至第5位。这说明，当权力不能为资本“站台”，政府才能真正成为市场规则的“守护者”，让企业在公平竞争中迸发活力。

五、从“不敢腐”到“不能腐、不想腐”昭示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是“把权力关进笼子”

反腐败既要“零容忍露头就打”，更要“优化体制机制堵住漏洞”。全会强调“同类问题中抓最坏典型严惩”，正是因为资源有限时必须“打蛇打七寸”——比如某省查处“小官巨贪”时，重点盯住“村支书挪用集体资金”这类群众身边的腐败，用“小切口”解决大问题，让群众感受到反腐实效。

而“不能腐、不想腐”的实现，关键在于“权力与利益隔离”。当公开透明成为公权的“标配”——比如“三公经费”全流程上网、行政审批“一网通办”、干部财产申报公示，权力运行的“暗箱”就会被打破。深圳某区推行“政府合同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”，从起草到履约全程留痕，合同纠纷同比下降60%，这正是“公权公开透明”的力量。当权力在阳光下运行，政府才能更好地履行“裁判员”职责，既不缺位也不越位。

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政府发挥作用的“地基”。从清除“两面人”到纠治“五个主义”，从严查“翻烧饼”到查处“权力护资本”，中纪委全会的新要求，本质上都是在为治理体系“补短板、强弱项”。当干部忠诚可靠、作风务实清廉、权力规范透明，政府才能在宏观调控中“精准滴灌”，在公共服务中“贴心暖心”，在社会治理中“刚柔并济”。

推进国家治理体系能力现代化，从来不是抽象的口号，而是让每个干部明白“权力从哪里来、该用到哪里去”，让每项制度设计都指向“更好服务人民”。当这套体系日益严密，政府这只“看得见的手”就能与市场“看不见的手”同向发力，共同托举起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——这，就是治理体系现代化赋予政府的最核心价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