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牛献忠 博士 研究员 中共中央党校（国家行政学院）

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，文凭曾经是知识殿堂的入场券，是社会阶层流动的通行证。然而，当我们站在二十一世纪第三个十年的门槛上回望，这张曾被无数人视为安身立命之本的纸片，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价值坍塌。高等教育普及化、人工智能颠覆性冲击以及就业市场的结构性错配，三重浪潮叠加，正在将文凭从神坛上拖拽下来。文凭的黄昏，不是教育的末日，而是一个旧时代的终结与一个新时代的开启。

一、学历的信号失灵与内卷困局

长期以来，学历被默认为一种“信号”。根据斯宾塞的信号理论，教育的主要功能并非提升人力资本，而是向雇主传递求职者的能力信号——能够完成高等教育的人，意味着具备智力、毅力和服从规则的品质。在这一逻辑下，文凭成为社会阶层流动的门票，寒门子弟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故事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。

然而，随着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招，这张门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。教育部数据显示，202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60%，迈入普及化阶段。这意味着，大学文凭从“奢侈品”变成了“必需品”，进而沦为“标配”。当绝大多数同龄人都拥有本科学历时，文凭便失去了甄别能力的功能。不少用人单位不得不将门槛抬升到硕士、博士，引发了一场无止境的学历军备竞赛。

这场竞赛的代价是惊人的。从时间成本看，一个学生从小学到硕士毕业，往往需要十九年以上的光阴。从经济成本看，家庭为教育投入的金钱数以十万计，而许多毕业生初入职场月薪不足五千元。从机会成本看，那些本可以在实践中积累经验、锻炼技能的岁月，被消耗在标准化试题和论文格式的打磨之中。更令人忧心的是，学历内卷不仅没有筛选出真正的精英，反而催生了大量“精致的平庸”——擅长考试、擅长套模板、擅长在既定框架内表现，却缺乏独立思考与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。

当研究生送外卖、博士生竞争小学教师岗位、海归硕士挤破头争取月薪八千的行政岗成为常态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：单纯的学历堆叠，已无法兑现阶层跃迁的承诺。一个拥有硕士学位的年轻人，与二十年前的一个中专生相比，未必在真实能力上占据优势，却付出了数倍的时间和金钱成本。这正是文凭时代的悖论——我们越是追逐学历，学历的价值就越发贬值。

二、供需错配的“缓兵之计”与认知陷阱

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，西方社会往往选择扩大教育供给作为一种调节工具。这一策略的逻辑是：让更多年轻人留在校园里，推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，从而缓解即时的就业矛盾。从短期看，这确实延缓了就业冲击，也提高了劳动力队伍的整体学历水平。但从长期看，这种做法却造成了更深层的结构性矛盾。

其一是教育与市场的脱节。高校的专业设置、课程内容、培养模式，往往滞后于产业变革的速度。当学生在校四年所学的知识，出校门时已经过时或即将被淘汰，教育的有效性就大打折扣。传统“先学习后实践”的模式，在知识更新周期缩短至三至五年的AI时代，已经显得力不从心。大量毕业生带着一纸文凭进入职场，却发现自己不具备企业真正需要的技能——项目经验、团队协作、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、跨领域沟通的能力。于是，“回炉重造”“岗前培训”成为常态，大学教育的独立价值受到质疑。

其二是认知陷阱的形成。教育系统通过形式上的“标准化考试”和“绩点排名”，巧妙地将原本尖锐的阶层固化矛盾，转化为个体能力问题。如果你找不到好工作，那是因为你不够努力、不够聪明、绩点不够高。这种话语将结构性困境归因于个人缺陷，使人们在相互竞争和攀比中耗尽精力，而无暇追问更深层的问题：这套评价体系本身是否合理？我们所追逐的学历，究竟服务于谁的利益？

更为隐蔽的是“发文导师”与“做题学生”畸形共生的系统。在一端，导师们忙于制造论文指标、争取项目经费、完成考核任务，科研与教育日益分离；在另一端，学生们疲于应付标准答案、刷高绩点、考取证书，学习与兴趣渐行渐远。双方都在各自的轨道上“内卷”，却很少有人质疑这套系统是否真正促进了学生的成长。其结果，是大学生判断力与原创能力的集体塌陷。一项针对用人单位的大规模调查显示，高达七成的企业认为应届毕业生的“批判性思维”“问题解决能力”“创新意识”远低于预期。一些用人单位专门开辟了中学生招聘专场，瞄准未受“污染”的年轻人。这不是个别学生的失败，而是整个教育模式的困境。

三、AI挤干学历水分衬托出反常规的稀缺

大语言模型的出现，是对应试教育和学历泡沫的降维打击。2022年以来，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模型技术以惊人的速度迭代，能够在数秒内完成文献检索、数据归纳、报告撰写、代码生成等原本需要人类耗费大量时间的工作。这意味着，那些依靠死记硬背、套路写作、模板化答题建立起来的“高分能力”，在算法面前变得一文不值。当AI能以接近零边际成本完成这些任务时，教育的“水分”——即那些不指向真实能力、仅服务于应试和文凭的环节——被瞬间挤干。

更值得深思的是，AI的冲击并非均匀分布。有研究表明，受到冲击最大的恰恰是那些重复性、规则明确、逻辑清晰的知识工作，而这些工作正是过去几十年高等教育的“主战场”。会计、法律文书、基础编程、翻译、数据分析等领域，初级岗位正在加速被AI替代。而另一方面，那些需要动手操作、情境判断、情感交流、创意突破的工作，其价值反而凸显出来。市场正在对人力资本进行重新定价：用人单位开始用技能测试、项目实操、作品集评审等方式代替一纸文凭，这正是信号在失灵之后，市场自发的校准机制。

在这种背景下，一种新的稀缺性正在浮现——“反逻辑、反常规”的思维成为新的护城河。AI擅长在既定逻辑内进行优化，它可以写出语法正确的文章、生成符合格式的报告、甚至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。但它无法突破框架，无法提出“如果规则改变会怎样”的假设，无法在完全没有先例的情境中创造全新的范式。而人类那种打破常规、在不确定性中寻找意义、在混沌中建立秩序的创造力，反而变得极度稀缺。正如一位教育哲学家所言：未来属于那些会提问的人，而非会回答的人。因为答案越来越廉价，而问题的价值却在飙升。

四、教育必须从“套餐”走向“菜单”

面对文凭贬值与AI冲击的双重夹击，学校教育的形式必须进行根本性变革。传统的“小学—中学—大学”线性学制，本质上是工业时代的标准化产物，假设所有学生以同样的速度、在同一时间窗口内修完同样的课程。这种“套餐式”教育在人口高速增长、知识更新缓慢的时代尚能维持效率，但在今天已经严重滞后。

终身学习不再是为了好听好看的口号，而是社会实践发展日新月异的客观要求。人工智能每两到三年就完成一次代际更迭，一个新职业从出现到普及可能只需五年，而一个传统职业的消亡周期还在不断缩短。在这样的时代，任何人都不可能靠一张文凭、一套技能、一种知识结构支撑整个职业生涯。不是我们想要终身学习，而是不终身学习就会被甩下，就会成为技术浪潮中被淘汰的浪花。终身学习已经从“可选项”变成了“必选项”，从“美德”变成了“生存技能”。

学校教育在形式上必须从严格的学制改为“菜单式教、点菜式学”的灵活运行模式。所谓“菜单式教”，是指学校提供丰富多样的课程模块、项目实践、技能训练、专题研讨，学生在完成基础通识教育后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、职业规划和学习节奏自主“点菜”。所谓“点菜式学”，是指学生拥有选择权——选择学什么、什么时候学、以什么方式学、用多长时间学。学分银行、弹性学制、分段学业、休学创业、在职研修等制度应成为常态，而非例外。大学不再是连续四个学年的固定套餐，而可以缩短至三年，也可以拉长至三十年；学生可以随时暂停学业去工作、创业、养育子女，也可以随时返回学校继续深造。

这一变革的实质，是将教育从“一次性集中供给”转变为“全生命周期服务”，从“批量生产”转向“个性化定制”。当每个学习者都能像在自助餐厅一样，根据自己的口味和营养需求挑选课程与项目，教育的效率和吸引力将大幅提升。而这一切的技术基础已经具备——在线教育平台、人工智能助教、虚拟仿真实验室，让个性化学习不再昂贵。芬兰的弹性学制实践表明，本科阶段读十年八年很正常，学生可以中途去工作或结婚生子，回来继续修完学分即可。这种制度安排使教育真正服务于人的发展，而不是让人去适应僵化的制度。

建立全国统一的学习成果认证和累积转换体系，是实现“菜单式教、点菜式学”的关键制度工具。每一门课程、每一次培训、每一项技能认证，都可以折算为标准化学分存入个人终身学习账户，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互认。随着人工智能在教育评价领域的深入应用，个性化学习路径规划、智能推荐课程、学习效果精准评估都将成为可能。当教育从“套餐”走向“菜单”，从“统一配餐”走向“自主点餐”，学习者从被动的接受者变为主动的建构者，学习的动力和效果将发生质的飞跃。

五、回归“劳动者”的本质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

当我们在下沉的船上争论谁该挤进头等舱时，其实已经失去了方向。文凭的价值可以贬值，教育的使命却不可丢失。无论学历高低，最终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。这迫使我们回归到一个朴素而深刻的真理——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的教育方针：“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。”

这一思想在今天看来，非但没有过时，反而显示出惊人的前瞻性。“生产劳动”的含义已经随时代变迁而更新，但其核心精神不变：教育不能脱离物质生产实践，不能脱离真实世界的需求。在AI时代，“与生产劳动相结合”至少包含三重意涵。

第一，学习与劳动交替进行。传统的“先学后做”模式已经过时，取而代之的应该是“学做交替、终身迭代”。弹性学制、分段学习、在职深造不应是少数人的选择，而应成为制度化的常态。学生在校期间不应被封闭在课堂内，而应周期性地进入工厂、农场、实验室、社区，在真实项目中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。

第二，技能与知识并重。一个只会背书的“学霸”和一个只会操作的“匠人”，都不足以应对AI时代的挑战。真正需要的是既懂得原理、又能动手实践的“知行合一者”。这意味着教育必须打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二元对立，承认洗碗、维修、种植、烹饪等生活技能同样是“有文化的劳动者”的必备素养。

第三，创造性地劳动，而非重复性劳动。AI可以替代的是那些可编码、可规则的劳动，而需要人类判断、审美、责任、共情的劳动，价值将不断上升。教育的目标不应是培养标准化的“知识容器”，而应培养能够发现问题、定义问题、整合资源、协作创新的“问题解决者”。

教育的终点，从来不是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，而是培养“有文化的、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”。这里的“劳动者”不是贬义词，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最高体现。马克思在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中写道：“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。”劳动，正是这种自由活动的最高形式。当劳动不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，而成为自我实现的方式，教育才真正完成了它的使命。

六、未来素养的三重维度博弈与重建

在文凭价值坍塌、AI重塑就业格局、教育模式亟待转型的时代背景下，我们需要构建新的核心素养。这不仅是个人生存发展的需要，更是民族复兴、文明进步的基石。

首先是理解趋势的政治素养。这意味着要能够看清教育资源分配背后的权力逻辑，理解教育政策与经济发展、社会结构之间的内在关联。不被单一的成功叙事绑架，不盲目追逐热门的“赛道”，而是对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有清醒认识。一个具备政治素养的人，能够分辨哪些是泡沫、哪些是趋势，哪些是短暂的热潮、哪些是长期的变革。在教育选择上，他不再被“别人都在考”所裹挟，而是基于对时代的判断做出理性的决策。

其次是理解资源分配的经济素养。在AI时代，什么样的劳动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交换价值？什么样的能力会持续升值？这些问题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，却需要持续的关注和思考。经济素养不是学会炒股或做账，而是理解价值创造的规律、理解供需关系的演变、理解技术在重塑劳动市场中的作用。一个具备经济素养的人，能够识别哪些职业正在萎缩、哪些技能正在增值，从而在职业生涯中主动调整方向，而不是被动等待被淘汰。

最后是形而上的科学素养。这是对抗工具理性的最后堡垒。形而上的科学素养不是指背诵公式定理，而是保持对世界本质的好奇与追问——我们从哪里来？宇宙的规律是什么？生命的意义何在？这些问题看似无用，却是人类区别于AI的根本所在。AI可以在既定知识库中检索答案，但它从不主动提问，从不因未知而感到好奇。正是这种对未知的追问、对真理的渴求、对美的感知，构成了人类创造力的不竭源泉。一个具备科学素养的人，能够在海量信息中辨别真伪，在算法推荐之外保持独立判断，在效率至上的时代坚守对“为什么”的执着。

这三种素养，如同三根支柱，支撑着我们在学历资本崩塌后的废墟上，重建属于劳动者的尊严与价值。它们不是学校里开设的课程，而是在实践中、在反思中、在与世界的对话中逐渐养成的品质。文凭可以贬值，房子可以贬值，货币可以贬值，但一个具备政治判断力、经济洞察力和科学好奇心的人，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贬值。

文凭的黄昏，不是教育的末日，而是教育返璞归真的起点。当外部的信号失灵，我们被迫回归内在的本质——我们究竟学到了什么？我们能做什么？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？这些问题，从来不是一纸文凭能够回答的，却在每一个时代都值得追问。在AI加速迭代、知识不断翻新、职业持续变迁的未来，唯一不会被淘汰的，是持续学习的能力和创造价值的意愿。而这，正是教育的永恒使命。